馆藏文物背后的隐秘往事

中国小康网天津3月8日电（巩胜男）2021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3周年的日子，今年也是建党100周年。“新海门”号将在进行装饰、粉刷后，于今年“七一”前夕对外开放展出，纪念建党百年。

“新海门”号的入驻，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吸引到这座世界上唯一一座两位政治家、一对夫妻并建一处的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记者也试图从馆藏7000多件（套）珍贵文物中，寻找驻留在那里，仍然日久弥新，影响我们的那些精神和风范。

由南到北纵贯市区的天津地铁3号线，经过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北侧时，设有一站——周邓纪念馆站。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这里，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一个家。漫步在纪念馆内，一一浏览属于个人和家庭的遗物，我们发现，他们留下的生活用品有些已经显得破旧：炒菜的锅是掉了把儿的，热饭的提盒是两套拼成一套的，总理的睡衣是补丁叠补丁的，就连白衬衫都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身为国家领导人，为何日常用品和衣物都是这般模样？经过多方辗转，我们联系上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卫士高振普。

高振普是山东省济宁市人，1961年起在周总理身边担任卫士，直到总理去世。1998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建成后，他曾多次来到纪念馆缅怀周总理，也曾向纪念馆捐赠过总理的遗物。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高振普清晰地记得，周邓纪念馆里总理穿过的那件睡衣正是自己多年前捐赠的。那是一件蓝白条相间的毛巾睡衣，由于反复修补，有些地方的条格都已经模糊了。

高振普说：“总理的睡衣，一般他都会穿上10年甚至20年。有的地方穿坏了以后，不打补丁之前，都由服务员用线‘撩一撩’，就是织补一下。穿得实在是太薄了，就用毛巾贴在里头补上补丁。”

在我们看来，衣服旧了换新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高振普老人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厉行勤俭节约，周总理始终以身作则，不仅常年用着破旧的毛巾、穿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旧衣服，就连出国访问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添置几件新衣服，他都坚决不同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欧洲、亚洲的14个国家。当时，他仅有的6、7件白衬衣还是1954年之前做的，穿了9年，颜色已经发黄，领子起了毛边，袖口也破了。“穿这样的衣服出国访问怎么行呢？”高振普和同事们商量，打算临行前给总理做两件新衬衣，可总理说什么都不同意。

“总理就跟我们说：这衣服还能穿呢，怎么出国就不能穿了？”高振普说。

周总理不同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怎么办呢？最后，高振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找到服装店的制衣师傅，请他把衬衣的领子和袖口拆掉，再做一套新的换上。为了美观耐用，特意选用了的确良白布。换好后，他们把衬衣拿回来给总理试穿。总理穿上一照镜子，说：“哎，相当好嘛！你们这个办法不错！”就这样，周总理穿着换了领子和袖口的衬衣，访问了亚非欧的14个国家，为新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外交基础。

从那以后，周总理的衬衣都备有替换的领子和袖口，直到他去世，也没再添置过新衣服。

“总理去世时，也是穿着旧衣服走的。”高振普叹息着说，“因为邓大姐说，总理在世的时候，你们要给他做一件衣服都很困难；现在他去世了，咱们更应该尊重总理的作风，不应该破坏他这个习惯。”最终，大家从总理的衣物中，挑选了几件相对好些的，给总理穿上，送别了他。

采访中，我们发现了这张由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手写的收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府总理，与邓颖超一起搬进中南海西花厅，在这里工作、生活直到去世。

西花厅院内有不少果树，每到收获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加上前院有个水榭，为了节约用水，周总理不让蓄水，邓颖超便提议，让办公室的同志们利用坑内的土地种上扁豆、茄子、韭菜、大葱等蔬菜，每年也会有收成。然而，当院子里的蔬果丰收时，邓颖超却坚持要花钱买。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向高振普老人提出了疑问，老人说，一开始，他和同事们也不太理解这件事，但邓大姐还是说服了他们：“邓大姐说她要付钱，我们就说这个还用付钱吗？大姐说‘你们浇地用的水不是公家的吗？’这句话问住我们了。她说，水是公家的，所以这个应该交钱，要公私分明。”

在周邓纪念馆，我们见到了许多类似的收据：周邓二人的党费收据、订政协报的收据、西花厅收费统计表等等。1955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工资制。当年，周恩来每月的工资是404.8元，邓颖超是342.7元。他们的工资放在一起，由警卫秘书代为管理。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吃的、穿的、用的，每一样东西都从工资里支出。高振普告诉我们，当时中央警卫局的管理处是可以给首长们分发肥皂、香皂、清理工具等生活用品的，但周总理从来不让他们去领，而要求家里用的东西一律用他们的工资购买。

“他们俩在公私分明这方面特别注意，你看，水要交钱，电、暖、房租费，这些都要交。本来咱每个干部都有配制订报吗？他不要。每年都是我们按照两人需要的报纸，用他们的工资去订，不要公家拿钱给他订报纸。”高振普说。

1942年7月10日，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因病在重庆红岩离世，享年68岁。而此时的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刚动过手术，身体较弱，尚未出院。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极重视亲情，向来孝敬父亲，怕他知道这个消息刺激太大，不利于身体的恢复。于是，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等开会商量，一致决定，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让他知道。

同年7月13日，周恩来不顾病体尚未痊愈提前出院回到红岩办事处，问及老父，邓颖超见已无法隐瞒，只好据实相告。周恩来这才得知父亲已去世三天，当即悲痛欲绝，恸哭不止，并严厉责怪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也瞒我？”邓颖超只好流着眼泪向他认错。

自此，中年失怙的周恩来在忙碌之余，愈加关心弟弟们及晚辈们的生活，肩负起“大家长”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三弟周恩寿身体不好，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周恩来便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资助他们，还把侄子、侄女接到西花厅来生活，因此，周秉德他们兄弟姐妹6人都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周秉德从12岁起住进西花厅，在她的记忆里，伯伯周恩来总是忙于工作、来去匆匆，大部分时间都是伯母邓颖超在照顾他们的生活。但是，每逢人生的重要抉择时，伯父总会在百忙中亲自过问，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一名普通人，把个人的成长融入祖国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去。

如今已经84岁的周秉德给我们回忆了一件往事：那是1961年，周秉德的大弟弟周秉钧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一天，伯伯周恩来把他叫到西花厅，和蔼地问他：“你能不能高中毕业后去当兵？”

周秉钧当时有些想不通，为什么要他去当兵？伯伯耐心地给他解释：“咱们国家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

听完伯伯的解释，尽管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周秉钧还是点头答应伯伯：“行，我去当兵，不考大学了。”

最终，周秉钧高中毕业后被空军录取，当了一名飞行员，他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1965年，周秉德的四弟周秉华也响应号召参军入伍，当了一名伙食兵。

时间到了1968年，国家形势有了变化，周秉德的六妹周秉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报名去了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插队锻炼。几年后，由于表现优异，周秉建被推荐当兵入伍，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她分到的部队恰好在北京远郊，新兵训练结束后，她特意进城看望伯伯、伯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没想到，她一进门，伯伯周恩来却对他说：“秉建，我要跟你商量一下，你能不能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牧区？”

周秉建一下急了：“为什么？我当兵没有走后门，是我们民兵大队推荐我的。”

周恩来说：“不管是不是推荐的你，毕竟还有那么多知识青年和牧民的子女想当兵，你还是把机会让给他们，回牧区吧。”

周秉建急得哭了鼻子，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伯伯的建议，脱下军装，回到了牧区，并始终扎根在那里，成家落户，为蒙汉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在今天看来，伯伯周恩来对侄子、侄女的“干涉”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在周秉德看来，这正是伯伯廉洁自律、关爱晚辈最深刻的体现。“他自己总是那么艰苦、那样匆忙紧张地工作，无私忘我，唯独没考虑过他自己，我们作为他的亲属，当然应该踏着他的足迹，向他所指的道路去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周秉德说。

两位新中国领导人、一对革命夫妻，死后共用一个骨灰盒，并且都将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参与了两次撒放骨灰任务的高振普感慨地说，这不仅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简朴节约的一贯家风，更表达了周邓两人对天津的深厚感情：“总理说过，天津是他的第二故乡。你想两个人1925年之前就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建立觉悟社，在那求学。邓大姐15岁当演讲队长，宣传先进思想，也是在天津。应该说他们的革命起点是在天津，所以对天津来讲他们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才把天津当成第二故乡。”

行走在周邓纪念馆中，用目光触摸每一件展品，我们仿佛看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在海河岸边挥洒热血青春，在这里萌发革命思想，又从这里起步坚定地踏上革命道路，并最终相爱、相知，携手走过一生的光荣岁月，最终，他们的魂魄又双双回到东流大海的海河。

据周邓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新海门”号船舶运送到馆里之后，他们将对其进行装饰、粉刷，并于今年“七一”前夕正式对外开放展出，向建党百年献礼。我们相信，当“新海门”号的汽笛声再次在海河之畔响起时，两位伟人定能听到我们缅怀他们的心声，也定会为如今欣欣向荣的天津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