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功女中的抗日记忆

 《小康》 ● 中国小康网   2021-03-18 11:22:23

红色津沽热土

圣功女中的抗日记忆

本报记者 万力闻 摄影 孙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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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中学圣功楼

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位于法租界26号路(今滨江道)的“圣功女中”就是新华中学的前身。那时,每天清晨都会有修女站在校门口检查学生的容貌仪表,女学生的制服是背心式、稍微过膝的黑裙子,头发必须是齐耳的短发……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群看似普通的女学生,曾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于民族危亡之际,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或加入爱国抗日团体开展地下斗争,用青春与热血抗日救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月,天津沦陷。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上扶植建立伪政权,控制天津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奴化教育。

“圣功女中是天主教会经办的学校。其创办人夏景如校长暗中向学生们传输了很多抗日救国思想,那时敌伪召集学生参与集会活动,校方常以女学生年幼拒绝参加。”根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万鲁建的研究成果,从1942年起,日伪当局规定市私立男女小学将英文课一律改为日文课,废止日本国之外的外语考试,并将日语列为必修课目……但是,圣功女中的学生们并不喜欢日语课,甚至有学生将课本撕下来擤鼻涕,当时学生们“对学习日语从思想上抵触,不爱上日语课……”

“圣功女中里,还有很多女学生积极参与抗日地下工作。”从事新华中学校史研究的田绍磊老师告诉记者,“当时在圣功女中,有两个中共天津市委领导的秘密抗日救亡组织,一个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另一个就是女同学会。”

据天津近代教育史研究专家、天津现代职业学院副教授、退休教师张继祖介绍,1937年暑假后,圣功女中高三学生张定华在她的表哥、“民先”队员温宗岐的影响和介绍下,加入“民先”组织,由“民先”大队队委郝诒纯领导。张定华先吸收同桌王洁加入“民先”,又把几个同学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文艺小团体“星火社”,定期聚会,讨论文学和社会问题,大家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民先”队员及其联系的进步学生还积极参加了“民先”组织的抗日募捐。

“女同学会一方面积极发展会员,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女工、女同学,让她们参加到抗日救亡队伍中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原秘书长郭凤岐先生曾对女同学会有过深入的研究。据介绍,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妇女界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在有女学生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了女同学抗日救亡组织。比如,当时天津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圣功女中都建立了女同学会。

1937年天津沦陷,在日军的轰炸中,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校舍被毁,部分学生转到天津圣功女子中学读书。鉴于天津沦陷的形势,到圣功女中的原女师的女同学会会员和圣功女中的女同学会会员,成立了新的组织领导机构“执委会”,这时的女同学会会员发展到四五十人。执委会七至十天开会一次,研究发展会员,讨论抗日斗争工作。

郭凤岐先生在其研究论文《圣功女中的抗日斗争》中曾记述,按照市委指示,圣功女中女同学会与改组后的天津“民先”密切配合,共同开展抗日斗争。“民先”大队长周彬、队委黄元镇经常与女同学会领导取得联系,利用设在英租界的女青年会会址,举行周末歌咏会,演唱救国歌曲,参加人数多达二三百人。他们还以读书会、演话剧和打排球等名义,在同学中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开展慰问抗战部队等活动。为了宣传抗日,提高会员觉悟,1938年下半年,圣功女中女同学会编辑出版了油印的《妇女》刊物,出了两期,每期印50份,分发给会员……

1939年2月,由于时局更加紧张,在天津市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圣功女中的一批女同学会骨干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共产党员阎国珍、黄哲、李文秀、窦守瑜(时名陈凯)、朱淑宜(时名朱峥)毅然离开了家,一口气步行几百里地,一路翻山越岭,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五个年轻女孩儿顾不上脚上的水泡,只感觉脱离了敌人盘踞的重重危险,投身到抗日战场,精神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岁月更迭,圣功女中几经迁址,于1940年秋迁到了马场道99号,这就是今天的天津新华中学所在地。2021年3月的新华校园书声琅琅,吐蕊的花木散发出清香,遥望岁月长河,革命先烈的赤心与孤勇,才让一切有了如此美好的模样。

作者:万力闻 孙立伟
责任编辑:王靖羽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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