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天津讲话”：给工商界吃下定心丸

       中国小康网天津4月2日电（徐雪霏）和平区云南路2号，有一处不起眼的小院，院内只有一座“双羊相抵”的雕塑和一座楼体上写着“抵羊 1932”几个大字的二层小楼。院墙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在喧嚣环境的衬托下，院墙内显得格外寂静。这里虽没有了昔日的繁华，但这处小院却有属于天津的一段珍贵记忆。

　　对于天津人来讲，这处小院的来历并不陌生，1932年，中国著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立了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产出的毛线命名为“抵羊牌”。国难当头，宋棐卿大力兴办实业，为以国富助国强。纺毛线用的是羊毛，借“羊”的谐音，意为抵制洋货。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形势下，实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面临着诸多困难。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宣布：“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告诉全党，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管理城市问题。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就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作了发言，他特别强调私人企业恢复生产问题。当时，天津已顺利完成接收，正转入管理与发展生产，但天津工商界人士由于不了解共产党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国民党反动宣传，怀有许多顾虑，害怕没收，担心要像地主那样挨斗，所以人人恐慌自危。除少数工厂开工外，多数厂主均持观望态度，拖延开工复业，极少数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同时也有一部分党的干部在执行城市政策时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以至于对于企业家的态度存在问题。毫无疑问，这一切问题如不及时得到解决，势必要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刻不容缓的严重问题，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之后，毛泽东要刘少奇即刻赶赴天津。1949年4月10日晚9时，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天津党政领导人黄克诚、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到火车站迎接。刘少奇在听取黄敬就天津所面临的贸易、复工复业、劳资关系、工人失业等问题详细全面的汇报后，决定要亲自与这些资本家谈一谈。

　　4月21日，刘少奇来到东亚毛呢纺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举行了座谈会。会上，刘少奇解释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原则而又具体地说明了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为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在中国，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刘少奇反复强调，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只能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不要抛弃一个有用的人。在人民民主新政权之下，“不怕资本家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

　　当刘少奇讲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性时，坐在一旁的公司经理宋棐卿听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慨万端地说：“这回我可明白了。”抗战期间，宋棐卿以实业救国，大力发展生产，日军曾千方百计想将东亚公司据为己有，都被宋棐卿极力保住。抗战胜利后，宋棐卿到重庆，却碰了钉子，国民党不承认东亚公司是民族工业，反说宋棐卿是“汉奸”，在法院受审三四次，让他感到心灰意冷。共产党执政后，宋棐卿担心会再一次遭受不公对待，但今天刘少奇的一番话给宋棐卿吃了一颗定心丸，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4月30日，宋棐卿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表明决心扩大生产，并作出了具体计划。刘少奇同志给他回信，望他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继续努力。这两封信在《天津日报》上刊发，全市工商界人士十分振奋，宋棐卿说：“这不只是自己的光荣，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启示和警惕；如果不把工厂办好，对不起政府和人民。”

　　5月7日，刘少奇结束天津调查，又风尘仆仆赶赴唐山。虽然只有短短20多天的行程，但刘少奇到天津后，分别与天津市的领导干部、工人及资本家座谈。他深入工厂调查，亲临职工代表大会，对工人、职员作专门讲话，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形成著名的“天津讲话”。

　　事实证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成功的。天津的工商业得以迅速恢复，主要工业生产行业，在六七月以后即恢复。1949年4月初，天津市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只有293户，到同年9月，就发展到3800户，增加了近12倍。